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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,一直是中国的母亲河,是中国第二大长河,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。关于黄河地区的故事有很多,也有大量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等着我们去了解开发,与研究。本期的地区文化带你去了解黄河决口,黄金万斗的河工堵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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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黄河堵口的历史,清代的河工堵口是值得一提的。出于“保漕”的需要,及沿用潘季驯“筑堤束水,以水攻沙”的治黄方略,清代治河不仅非常重视堤防建设,而且高度重视决口的堵塞,几乎是“逢口必堵”。以至于在乾隆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,河官们到了“为堵口抢险而疲于奔命”的地步。
清代的河工堵口,有三个特点:
规模大。如在康熙执政初期,黄河决溢为患十分严重。康熙十五年(公元1676年),由于黄、淮并涨,致使黄河两岸发生了大量决口,仅高家堰决口就有34处。为解决漕运不通这一心腹之患,尽管清廷当时正在讨伐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割据势力,军用浩繁,康熙仍毅然下决心治理黄河。于十六年调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,开始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治河活动。5年后,在靳辅、陈潢的大力整治下,终于将黄河两岸的21处决口和高家堰的34处决口全部堵塞,使大河回归故道,并一度取得了数十年没有重大决口的“小康”局面。
工程复杂。就古代治河工程来说,堵口本是一项技术复杂、风险极高的事。即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,也是如此。而要在口决多处,且流行多时的情况下再行堵复,更是困难重重。这种情况在清代可谓屡见不鲜。靳辅、陈潢的堵口治河活动如此,乾隆年间阿桂主持的堵口工程也如此。乾隆四十六年(公元1781年)7月,黄河两岸相继决口20余处。北岸水势由青龙岗夺溜北注,经南阳、昭阳、微山等湖,入大清河。朝廷委派大学士阿桂主持堵塞,曾两次堵合,但均告失败。此后,通过实施增筑南堤、加开引河等一系列工程,至乾隆四十八年才将所有决口堵复。
费用浩繁。这是由堵口工程规模大、技术复杂所决定的,但也不排除人为因素。据记载,嘉庆二十四年(公元1819年)在武陟马营的一次堵口中,耗银达1200万两,用秸料更是多达2万余垛,合计2亿多斤。一次堵口竟用这么多的料物,真是骇人听闻。
清代治河,重在堵口,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:
首先是治河以“保漕”为最高目标。如在顺治年间,由于黄河屡堵屡决,阻滞运道,当时不少朝臣连上奏章建议改道,让黄河走所谓的“禹王故道”。而总督河道杨方兴认为:“元、明以迄我朝,东南漕运,由清口至董口(在今江苏宿迁境)二百余里,必借黄为转输,是治河即所以治漕,可南不可以北。若顺水北行,无论漕运不通,转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,不可收拾”(《清史稿·河渠志》),反对这一建议,下决心堵塞决口。并得到了当权者的赞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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